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漫谈“舜弹五弦琴,歌南风”与 “潜憨直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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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7-4-20 20:04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本帖最后由 老装水 于 2017-4-20 20:16 编辑 2 ~( ?7 g6 r) {

  s3 t; _$ _% h% S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     漫谈“舜弹五弦琴,歌南风”与 “潜憨直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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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    一、舜时代的湖北潜江地域面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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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     自从1984年发现湖北潜江的《龙湾遗址》和张金《黄罗岗遗址》后,又先后从1987年到2001年,对这两大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。在龙湾遗址的考古发掘报告基础上,已经认定:早在公元前6000年到公元前4000年,龙湾遗址区域内就有人类繁衍生息。可见,到帝舜的时代,当时的潜江地域,早已经形成了《南风》的深远影响,并有了“古风(国)”的称号。同时,《南风》的巨大影响说明,在当时的潜江地域,我们的祖先是一个较大的部族,且有相当多人口和村落。$ S: s) M, D" f
        我是1984年“湖北潜江文物普查队”的队员之一,被分配在历史文物组,亦是发现《龙湾遗址》(章华台)和张金《黄罗岗遗址》的成员之一。根据我当时的田野调查资料发现,湖北潜江人的祖先,主要居住在张金、龙湾、积玉口、高石碑一带。这是我在1984年参加文物普查时,根据当地的文物发现留下的印象。我曾在高石碑的河滩上,拾到一把石斧,这把石斧打磨得很精致,说明这一带的生产与文化状况达到了一定的水平。还有大约在泽口一带的“郧乡”,后为“郧邑”的地方,在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上有明确的地标,但目前还没有发现遗址,只能存疑于此,我相信,这个古遗址的被发现,也是迟早的事。应该说,泽口这一带也是我们潜江人的祖先生存的地方,从早期的“郧乡”发展到楚人钟仪当“郧公”领导的“郧邑”,这一带应该是有较大面积和众多人口的地方。! X! L( Y$ j# l) t, B3 O! v
       以湖北潜江人的祖先为代表的南方人被统称“南蛮”,潜江人的祖先则具体被称为“荆人”,“荆人”应该是“南蛮”中的突出代表,并且经常骚扰北方,据《诗经·小雅·采杞》载:“蠢尔荆蛮,大邦为仇”和史载的“三苗数为乱”,说明当时湖北潜江人的祖先中有人是参与者。可见,当时潜江地域的各种文明,直到尧舜时代,都已经发展到相当的程度。在当时有影响的地域,据考古发现,有现在的潜江、天门、京山、钟祥,可能都是有影响的南方代表性地域,特别是民间被称为《南风》的“乐风”。( x8 @, n+ k3 P; c- s: O# M
   据考古证明,潜江人的祖先,早在公元前6000年到公元前4000年,在龙湾遗址区域内就有人类繁衍生息。而据史载,帝尧放勋,生于公元前2317年甲申,卒于公元前2200年辛已;帝舜生于公元前2277年甲子,卒于公元前2178年癸卯。因此,对潜江之祖先业绩的追溯,早已跨越了尧舜的时代。据考古证明,到尧舜的时代,潜江一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,应该具有相当大的规模和影响。
) ?: U7 y0 d; f1 m# j         湖北省潜江市在舜的时代,据有关史料和历史地理的变化证明,当时的地貌可能是西高东低,有山有林,河流交错,湖泊遍布,陆地与沼泽相间,珍奇林木、植物、果树等与各种野兽并存,鱼类在荷塘跳跃,虾蟹在巷湾闹腾,并有能歌善舞的土著南蛮(三苗的一支)生活其间。潜江人的祖先在舜的时代可能叫“荆蛮”,属三苗的一支,统称“南蛮”。后来,随着楚人的迁入,特别是楚被周成王封侯,有了“子男之田”,并有了楚国之名后,便出现了“荆楚”合流的现象。据与潜江县长鼻祖——陨公钟仪有关的《南冠楚囚》之典故描述,讲当时的潜江县长钟仪,是穿着南方荆人服饰的楚人,说明潜江人的祖先还形成有自己特色和显著代表性的南方服饰,因钟仪是楚人,不是当地的土著人“荆蛮”,所以典故的描述为《南冠楚囚》,说钟仪是穿着南方服饰的楚人,到后来《南冠楚囚》又演变为《钟仪楚奏》,说明被潜江祖先同化了的楚人,却因周代的封国为楚人的楚国,这里便成为楚人的国都中心,当时的潜江“荆人”之“荆”便随着楚国的强大而以“楚”之称再次闻名起来,“楚”甚至取代了“南”、“荆”,成为南方的代表,《南风》也被“楚歌”取代。虽然当时这里有许多地方原始、蛮荒,但潜江人的祖先却早已在这一美丽而富饶的地方扎根,其生存的居住地就是一个世外桃园,且是一片其乐融融、连神仙都向往的生存景象。《牛郎织女》的故事与“乞巧节”的产生,就发生在这里。
" a; M1 O) r5 K  E         湖北潜江在当时的舜时代,这里物产丰富,获取原生态的食物只需举手之劳,故没有为生存而争斗和尔虞我诈的恶习,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绝的丰富物质是高度精神文明产生的前提,所以,潜江人的祖先之精神文明相对高于物质贫乏的区域。同时,这里巫风盛行,对太阳的顶礼膜拜形成的“公德”,是他们的精神支柱。而“鸡鸣歌”的一唱从和形式,则是潜江人之祖先最重要的道德载体。
+ y/ _$ r/ C1 _7 M         “鸡”最早被人类驯化而成为家禽,可能也出现在这一带。据考古发现,当时,地处荆州竟陵邑平原东北部的京山、天门和正北的钟祥县一带历史都非常悠久。1955年经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发掘的京山屈家岭,被鉴定为新石器时代长江流域的一处重要的文化代表遗址。在京山县朱家咀遗址中还出土了陶响器20件和大量的陶红小鸡,说明“鸡”已经成为家禽,并是当地祖先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。而那种陶响器则为球形,中空,内装陶丸十五粒以上,摇动时可发出响声。有关专家认为:这可能是最早的乐器。天门县在1984年文物普查中发现许多新石器时代、东周、汉代 的古文化遗址。又据荆州行署文化局《文化信息》第七十二期载:1987年下半年,北京大学、省、地、县三级博物馆联合发掘了天门县石河一带新石器时代遗址群,仅在几公里的范围内,就有遗址40多处,皆属屈家岭文化和石河文化。由此可见,云梦泽在形成冲击平原竟陵邑之前,周边的人文文化发展已达到相当的程度,是长江文化的主要代表。: a) @, X8 _; h( V0 C
         “鸡”与“凤凰”有关,他们都是“知时鸟”。从《山海经》里凡涉及歌乐舞时必提“鸾、凤”,并载“始作乐风”、“爰有百乐歌舞之风”分析,公鸡打鸣的“鸡鸣歌”对《南风》、乃至中国民间的音乐渊源,都起着不可小视的重要引领作用。更加之鸡知天时,尤其是黑夜的报时更显重要,成为辛勤劳作的人把握判断时间的依据,“俗说鸡鸣将旦,为人起居。”以至发展到后来在宫庭和民间都有“鸡人传漏”来报时,即是要证。楚人的始祖祝融因善于观象授时,对农业生产的发展作出了令人感念的重要贡献,故又有“神农”之称。而鸡鸣的迎日报时同样对每日劳作息起的人们起着重要的提醒作用。因此,在潜江人祖先拜日、崇火、尊凤、尚赤的巫风中,对“鸡”的崇拜在原始的理性中必然采取神秘乃至怪诞的形式校仿。然而就是这种校仿的“鸡鸣歌”,知识即蕴藏其中,科学即蕴藏在其中,文明的曙光也在其中孕育。+ ~0 p9 _: }; X( j8 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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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 二、 舜为什么要“弹五弦琴,歌南风”?+ I/ O7 O* ?% D

- k- z% O/ B7 M) V$ I         舜帝为什么要“弹五弦琴,歌南风”,而不是其它地区的音乐呢?《南风》中有些什么内涵引起了舜帝的关注与重视呢?中国为什么会产生“乐教”呢?宋代大儒邵雍为什么说:“一乐生中国”呢?南方的民间音乐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视界中,到底有什么功能和作用呢?这些问题都需要认真的探索、挖掘,不能等闲视之。
9 D9 @3 H$ n8 d& s       (1)、“鸡鸣歌”之“一唱众和”演唱形式的内涵$ B! H4 f/ C+ `' K' x
         “鸡鸣歌”是“一唱众和”的演唱形式,这种一唱众和形式的产生,应该与公鸡打鸣时,有“一唱众和”的现象有关。在自然现象中,鸣更报时的公鸡,只要有一只率先开始鸣叫,便会有更多的公鸡此起彼伏的应和起来,且只要有公鸡的地方,这种应和的鸣叫“和唱”便会产生,犹如“一唱众和”。我小时候读的《语文》课文中有一篇《半夜欢叫》的文章,是一个叫高玉宝的作者,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,地主为了加强剥削,让长工提前下地干活,偷偷溜到鸡笼前学公鸡叫,笼里的公鸡听到地主模仿的“鸡鸣”后,马上也鸣叫起来。于是地主便以“鸡都叫了,还不下地干活”催促长工下地干活的故事。这说明:公鸡叫既是当时人们把握时间的依据,同时也说明,公鸡有只要听到一声鸡鸣,便会马上应和的天性。这应该是仿生性民歌——“鸡鸣歌”一唱众和形式的产生之源。
2 o" u' l8 P; z. X) o8 S           史上记载,“鸡鸣歌”的演唱,记载影响最大的是“一倡三叹”,其中的“一倡”是领唱;“三”是虚数,是多人的意思。宋玉在《对楚王问》中说,这种“属而和者”的“和”唱人数从《下里巴人》的数千人,到“和”唱“阳阿薤露”时有数百人,说明“和”唱人数的众多;“叹”就是“和唱”,就是“一唱众和”的古代说法。据历史上的零星散载整理,“呜呜歌”有三种演唱形式:一种是“徒歌”,即是一个人的独唱;二是“一唱三叹”,即有领唱与合唱;三是到汉代时产生的《相和大曲》,有领唱、合唱和管弦乐器伴奏,且有多种曲牌加入其中的形式。到汉代时,“鸡鸣歌”的传唱达到最高峰,演唱形式出现了更高级的《相和大曲》,“鸡鸣歌”成为汉代的“国歌”,刘邦因为《四面楚歌》唱“鸡鸣歌”而得天下,故汉代将“鸡鸣歌”改名叫“艳”,史载为“楚歌曰艳”,而“楚歌曰艳”则根据于《四面楚歌》发挥的改朝换代历史功能和作用,导致“鸡鸣歌”的地位提高到皇家宠乐,故而有“艳”之称。当然,“艳”的内涵不仅仅只有地位的提高,还有其音乐本身的好听,与周代“燕乐”名称的传承关系、楚文化的民俗基因等等有关。(详论见拙之《鸡年说“鸡”与儒家“乐教”的DNA》)
: w% o1 ?7 c! w  ^         仿公鸡打鸣的人文之“鸡鸣歌”的一唱众和形式,体现的是一呼百应,同心同德的人与人之间关系与社会合作意识,这种形式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心心相印,认同人应该“合群”的社会意识,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和谐精神,营造的是一种同气共力、同甘共苦、同舟共济的团结奋斗的氛围与天地、阴阳的和谐、尊卑和长幼有序的亲和、“四海之内皆兄弟”的浓情厚意之社会环境,获得的是勤劳的潜江祖先在辛勤的劳作中共同娱乐,赶走疲劳的劳动效果。“一唱众和”在意识形态领域则体现出社会的目标一致性与团结一心、共同奋斗的理念。这种“一唱众和”的“公共”效应,和太阳道德与“鸡鸣歌”熏陶出来的“公共道德”及心胸光明、公平正义、大公无私、同心同道同德、积极向上的健康心态,应该是引起舜关注、重视,并纳入政治范畴,希望达到的治世效果。而“一唱众和”的“和”,亦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大概念之一。如《白虎通·卷二》载:
! E4 H1 w$ [8 \( A; T8 Y         “故《孝经》曰:‘安上治民,莫善于礼;移风易俗,莫善于乐。’子曰:‘乐在宗庙之中,君臣上下同听之,则莫不和敬;族长乡里之中,长幼同听之,则莫不和顺;在闺门之内,父子兄弟同听之,则莫不和亲。故乐者,所以崇和顺,比物饰节,节奏合以成文,所以合和父子、君臣,附亲万民也。是先王立乐之意也。’”
7 h& ]$ i" s, K3 t) v       又说:“故乐者天地之命、中和之纪、人情之所不能免焉也。”
) ^' Y3 J7 [0 l. ]7 U       上述记载中,反复地提到“和”,就是音乐“一唱众和”发挥的人文功能与作用。音乐所起到的“和”应该是源于“鸡鸣歌”的“一唱众和”。而要达到音乐之“一唱众和”的人文社会效果,只有同心同德、同舟共济、天下为公、光明正大的“公共”道德与社会和谐的意识理念,才能达到这种“和”的社会效果。而“一唱众和”的理念与社会需求的人文效果,则根源于“太阳崇拜”产生的“太阳道德文化”。(详论见待发表的《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脉,儒家文化的命脉——格物致知》。): q' |8 K7 g2 I! q+ H, v
       (2)“鸡鸣歌”张扬的是太阳的“生生之德”
3 K2 L0 Y* q' |        然而,“鸡鸣歌”的“一唱众和”形式,产生的社会之“和”理念,却并不是其最重要、最根本的理念,只是其形式中重要的附着功能。“鸡鸣歌”最重要、最根本、最要表现的功能是歌颂太阳的“生生之仁”,强调的是“万物生长靠太阳”的自然道德,是万物因太阳而“得以生”的“道”和太阳“无私”之“善”的“德”。所谓“得以生”的“得”,就是“德”的别写,即“德者,得也”的注解说明。此说以《史记•乐记》为证。- D  K, B8 t) C9 v# `" l) y! d
         据《史记•乐记》载:6 g' Z* B3 p4 P2 _" T% {/ |" ~! w
        “故舜弹五弦之琴,歌《南风》之诗而天下治;纣为朝歌北鄙之音,身死国亡。舜之道何弘也?纣之道何隘也?夫《南风》之诗者,生长之音也,舜乐好之,乐与天地同意,得万国之欢心,故天下治也。夫朝歌者不时也,北者败也,鄙者陋也,纣乐好之,与万国殊心,诸侯不附,百姓不亲,天下畔(叛)之,故身死国亡。”
2 t2 I4 x$ o) Z/ Y   其意是说:夏代的舜用五弦之琴弹唱《南风》之歌乐,而天下大治;而在商纣王的朝代却是唱的北方的鄙陋音乐,从而导致了他的死亡和国家的灭亡。夏代舜的治国之道何以能够弘大?商纣王的治国之道何以会狭隘?这是因为南方的《南风》之音乐代表的是向上(注:“火”的特性即“火炎向上”)生长的音乐,舜就爱好这种音乐,这种音乐与天地志同道合,得到万国的欢爱与支持,所以天下大治;而商纣王爱好的音乐不合时宜,“北”,就是“败北”(注:北是象形字,为二人相背,意思是人心相背,离心离德,该字的造形,就是与同心同德的社会意识完全相反的),是鄙陋的音乐,商纣王却爱好他,纣王的爱好与万国之众所想要的(同心同德)不同心,诸侯都不愿意依附,老百姓不愿意亲近,天下都背叛他,所以商纣王的朝代会有身死国亡的下场。
/ z& j1 o- H( ]+ f$ c; T        这里提到南、北之音乐的“弘”与“隘”,在古人的思想意识,或谓“国粹”文化中,是与国道之兴衰息息相关的,即认为“南音”(与太阳有关的“鸡鸣歌”)乃“生长”之音,而“北音”为离心离德的“败北”之音。其实,这种文化的意识流,张扬的就是潜江祖先之“鸡鸣歌”的“人心”所向文化,也就是“太阳”文化的意识流。: z: ?( q3 B) p) L
        据《白虎通·卷二》载
0 y' O$ Z! _+ X" [6 m- v. b! l  D        “人无不含天地之气,有五常之性者,故乐所以荡涤,反其邪恶也,礼所以防淫佚,节其侈靡也。”
. a0 c0 [+ p0 M0 W% [7 V5 L5 `       因为人生长在天地间,共同享受着天地之气,唱“鸡鸣歌”并“一唱众和”就是“同气相求”;人站在大地上,与“天地”的勾通是通过称“知(天)时鸟”的“鸡鸣”构成的,唱“鸡鸣歌”就是“乐与天地同意”;而“夫《南风》之诗者,生长之音也”就是《易经》和儒家文化核心强调的“生生之(仁)德”和“止于(生生之)至善”的本质。这就是为什么“故舜弹五弦之琴,歌《南风》之诗而天下治”的根本原因和隐藏的内涵。而这个内涵的根本就存在于“太阳”之“道”包含的所有人文伦理文化——儒家文化之中。$ i6 B/ ^# ]) p
         再从《礼记·乐记》记载:“昔者舜作五弦之琴,以歌南风,夔始制乐,以赏诸侯。”和歌词“南风之熏兮,可以解吾民之愠兮!南风之时兮,可以阜吾民之财兮!”的“兮”之潜江流传至今的方言运用分析,和《南风》“一唱众和”之“和”的影响,说明当时的舜是在“书南语,作南声”,用现在的话说,或谓是在“书潜江语,作潜江声”。同时,这也说明,当时这里的土著南蛮之精神境界已经达到一定的高度,否则不会被舜所关注、赏识,史料要反复强调“昔者舜作五弦之琴,以歌南风”的记载,儒家文化也要“祖述尧舜”。这更说明,《南风》已经是某种精神的象征,这种精神象征不仅仅是音乐的力量,应该还与这一带的人之精神风貌、道德品质与音乐所表达的理念具有同一性,或者说,是“表里如一”的。这种精神风貌和道德品质,是以《南风》为载体,同时也是以《南风》为媒体,在向中国的传统文化输送着一种理念、一种精神。这种理念、精神,就是周代将《南风》列于十五国风之首要表达的理念,也是儒家“祖述尧舜”所继承的理念——太阳道德的人文化,太阳的自然道德成为人文的道德规范。$ ~/ k& d" t# I( J9 v$ O' c1 j
        宋代大儒邵雍曾说:“一乐生中国”,可见《南风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不可小视,当时潜江地域在《南风》和楚国都城中的地位不可小视,当今潜江发现的“鸡鸣歌”更不可小视。“鸡鸣歌”可以称得上是世界民歌之最,因为世界上没有哪一种民歌会对该国的历史、政治、思想、道德、伦理,甚至改朝换代形成如此巨大的影响,将其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都不为过。此说以“鸡鸣歌”承载的“道德”为例,其具体的表现是夏代、商代的自然道德规范——“直”和周代演变的“德”。, i* c+ l+ u/ a6 ~1 u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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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   漫谈“舜弹五弦琴,歌南风”与 “潜憨直”(之二). I% _( M% X1 v5 _) a' _9 b5 ~- w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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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}& x. P' l6 R! O8 j7 j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 一、“潜憨直”的“直”与“德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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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    《白虎通·卷二》说:“歌者象德,舞者象(功),君子上德而下功。”所以,唱歌的人站在堂上,跳舞的人都在堂下,而这种堂上与堂下的设定配置,体现的是君子以上为德,以下为功。所谓“歌者象德”,“德”为“阳”的反映,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定制。《南风》中的“鸡鸣歌”就是歌颂太阳之“德”的民间劳动歌曲。而劳动的目的,也是助万物“生生之德”的继续。可见:《南风》——“鸡鸣歌”——太阳与天时——太阳的“生生之德”——劳动歌曲与助万物的“生生之仁德”——南方为“火”,五音为“徵”——“南方之乐持羽舞”——“毛羽者为阳”——“阳”为“德”。他们之间是互相融通的一组文化链。在这一文化链中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格式、定制、风俗知识和文化思维的逻辑关系。以其中的任意一个点切入,都可以用中国传统文化逻辑思维贯通到其它的任何点上去,并有秩序地将其它的所有点连接起来。
& R4 L6 N6 H6 m1 D# d  u$ `- d$ H        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有逻辑、有框架、有格式、有定制的整体性文化、立体性文化、有声有色有风味的文化。中国传统文化也是有根有源、有出处、有来龙去脉、有根据的文化。) o$ \" m/ c1 j  ~8 J+ d, X0 W
        所谓“歌者象德,舞者象(功)”之“舞者象(功)”,则是始源于“夔始制乐,以赏诸侯。”其原文为:
4 n  K( u: l1 F, z0 k- \- S         “昔者舜作五弦之琴,以歌《南风》。夔驶制乐,以赏诸侯,故天子之为乐也,以赏诸侯有德者也。德盛而教尊,五谷时熟,然后赏之以乐。故观其治民劳者,舞行缀远;其治民逸者,其舞行缀短。故观其舞知其行也。”
6 l  \4 i$ H# ~       此文的意思是:从前,舜创制了五弦琴,用来伴唱《南方》之诗。夔最初创制乐,用来赏赐诸侯。因此,天子创制乐的目的,是用来赏赐给有德行的诸侯的。德行盛大,遵崇教化,五谷按时成熟,然后才会得到乐的赏赐。所以,诸侯治理民众不好,使他们劳苦,赏赐的歌舞行列就稀疏;诸侯治理民众好,使他们安闲,赏赐的歌舞行列就稠密。因此,观察舞蹈行列,就会知道诸侯的德行,听到赏赐的谥号,就会街道诸侯生前的行为。说明“歌 ”与“德”有关,舞蹈与“功”有关。而“歌者象德”始于舜,“舞者象(功)”始于夔。起源于舜帝时代。
1 u! U# q& ^0 |/ X      舜帝时代的“歌南风”之习俗传到夏代,而夏商周三代的文化又是互相继承的,据《白虎通·卷二》转载的《明堂记》曰:0 D% h9 G, }* c' Q# c6 @. X" p; U
            “禹纳蛮夷之乐于太庙。”: W3 D9 w+ p/ I9 p
      所谓“蛮夷之乐”,就是《南风》,南方谓“南蛮”,即在夏禹太庙的祭祀,使用的也是南方的《南风》之乐。
- ]- N/ f6 |* R     《礼·士冠经》说:# Q8 }# i7 [: J0 i0 O2 Y' Y  l' j* |
        “周弁、殷鼾、夏收,三王共皮弁也。”
0 C0 Y. g8 c+ h, B& }       孔子也说过夏商周三代的文化是互相因袭的言论,他说:' |" d: G1 S0 p
         “ 殷困于夏礼,所损益,可知也。周围于殷礼,所损益,可知也。周监于二代,郁郁平文哉!吾从周。”! m- l4 `: o- S: e7 [- x
        所以在“直”和“德”的转化上,也是有互相传承关系的,只不过有所变化而已。如在一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孔子所说的“以直报怨”,又谓“以德报怨”,说明“直”就是“德”。9 X; |9 o. R& _# v# C; O1 M

( D, N' ^0 D* ]$ V( m1 I  W& @4 f       时代变迁,道德滑坡,毛泽东时代提倡的“做老实人,说老实话,办老实事”的“三老”精神,在时不多年的现在,“老实”却变成了“憨”的另一种称谓,湖北潜江的诨名“潜(憨)直”就是例证。“潜(憨)直(德)”在尧舜乃至绝大部分的历史过程中,都是“有德”的表现,是让人崇拜的楷模,而当今所谓的“憨直”,却是人品“过时”的评价,比“愚蠢”说得好听一点。然而,如此评价却不是真正有中国传统思想之人说得出来的,也不是中国人应该有的语言。因为,“直”与“德”,这是从古到今提倡的道德品质。只有在社会没有道德底限,甚至讥笑有道德的人之社会里,这个诨名才会出现。
9 r( j5 e3 x4 e% e$ F6 c1 Q/ P         说老实话,潜江人“憨直”,其实是人们心中希望、盼望、追求这个社会能做到“三老”的“憨直”。人们抱怨社会公德滑坡,直击底限,“毒奶粉”、“地沟油”、空气污染、假药等等,在没有“三老”、“诚(憨)直”的社会里,做什么都不放心,什么都值得怀疑,都信不过,日常生活的吃、穿、用担心受怕,都怕被“乖巧”的人“阴一把”,稍不小心就上当。所以,人们口里在骂别人“不老实”的害人之事,而自己却被这种“不老实”的潮流携裏着,身不由己地顺流而下,他们的内心深处在呐喊、呼唤社会的“公德”,期望社会回到“诚(憨)直”的“三老”环境,口里却在讥笑有传统道德思想的人“憨直”。可以肯定地说,潜江人的“直”是难能可贵的“道德”,是古今之“珍宝”,是《南风》所体现的人心所向往之必然,也是人类生存、可持续发展的方向!却绝对不是人们所唾弃、厌恶的品德。' ^  ~. }, {+ a
           从“舜作五弦琴,歌南风”到儒家将《南风》列为十五国风之首,潜江人的祖先就一直站在精神道德的前沿,是“领头羊”,是精神文明的“报晓鸡”,是人类曙光的“发(光)明者”,也是抵御各种不良潮流的中流砥柱。当今的“潜憨直”再现了孔子在论“南、北”之“强”时,赞扬潜江人祖先所说的那一段话:
  y* U  E. b$ [         “故君子和而不流,强哉矫!中立而不倚,强哉矫!国有道,不变塞焉,强哉矫!国无道,至死不变,强哉矫!”
$ }* c+ W$ g3 {5 l" J         当今湖北潜江人的“直”之本色保持,就是“君子和而不流”,更是“至死不变,强哉矫!”。用现在的话说,就是意志坚定,不会随波逐流,始终坚持“光明之道”,崇尚“与人为善”之“德”,“以直报怨”、“以德报德”,用朴实、直爽的性格与人打交道,并且乐善好施,以助人为乐,是具有很强的亲融性和人格魅力的强者。
. i. A2 E  u' t) a. Q' i       因此,我从辨证的角度分析,也可以骄傲地说:“潜憨直”就是社会效益、经济效益、政治效益。对“潜憨直”之贬称看待、利用的角度不同,取得的效果、收获也不一样。不信!你打着这个“品牌”,并真正做到“三老”,这个社会的人人都会愿意与你潜江人交往、经商、办事业,因为这里的人有“德”,他放心!“傻子瓜子”的社会效应、经济效益就是榜样!当然,“憨直”也是有度的,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,“潜憨直”并非是“愚蠢”,潜江的发展日新月异,潜江人的行不改名,坐不改姓,是中国的“明星市”、“文化市”、“诗歌市”,处处受人尊重,何“憨”之有?!你可知社会上常常有“乖”人,无不羡慕却又讥讽地说别人“憨人有憨福”,这种现象背后隐藏了多少中国传统的哲理?!可知“居群经之首”的《易经》,这专门记载“阴阳交午(舞)”的典籍,总结的“积善之家,必有余庆;不积善之家,必有余殃”之真理。而所谓的“善”,就是“德”。“积善”就是“积德”。; E: `8 N4 t6 N) H( W  z
          若要说湖北潜江人是“潜憨直”,那么潜江人之“潜(憨)直”的道德是向太阳学来的,是在恒古巫风的熏陶下形成的天生遗传,也是骨子里形成的根,血肉中积淀的性。在春秋时代,人们常常讥笑宋国人,因为宋国人是商代的遗老遗少,西周时将他们迁居于宋。他们固执、墨守成规,愚蠢可笑,于是便有成语《郑人买履》、《守株待兔》、《郑声淫》成为郑国人的招牌。而潜江祖先的招牌,却是以《荆人遗弓》、“舜歌南风”、《南冠楚囚》、《申包胥哭秦庭》、《南风》、《楚辞》等等闻名于世,并且用“兮”、“些”之楚语文化着中国。而“兮”、“些”之方言在中国古代的史籍、诗词文学艺术中风靡,如果没有深厚的道德底蕴、文化底蕴,和太阳之“道统 ”持之以衡的一统贯之,并有令人折服的巨大能量,一个小地方的方言,是绝对不可能产生这种深而广之的“风靡”影响现象的。
2 b5 c3 G& W& [; I4 o       此说又以“四夷之乐”来证明。在“四夷之乐”中,除了南方之乐是“持羽舞”外,其它的三“夷”均是持的兵器。据《白虎通·礼乐》载:! [* \/ C: ~5 @& L& h* P
        “东夷之乐持矛舞,南夷之乐持羽舞,西夷之乐持戟舞,北夷之乐持干(盾)舞。”
5 K% B- v, ?8 [5 D# c3 T. q5 Q1 Q       南方持的“羽毛”能与东方的矛、西方的戟、北方的干(盾)抗衡吗?打仗肯定是一败涂地,但这却与打仗没有关系,这属于精神、意识形态、道德文化领域。: ~( d4 c' ^0 K; e: w" S
       其中“南夷之乐持羽舞”反映出潜江的祖先崇凤鸟,尚文化,并以羽为舞之饰物体现的太阳图腾崇拜之祭祀意识。据《说文·舛部》载:“舞,用足相背。囗(注:此处为一篆字,上为羽,下为亡。因无此字形,用‘囗’替代,特说明),古文舞,从羽亡。”楚人信巫,在音义上,“舞”与“巫”也是相通的。依照《说文·巫部》之说,“巫”即取象于“舞”。《说文》谓巫曰:“以舞降神者也。”据古文字学家考证,最早的歌舞演员“巫”手持的是“羽”。楚国巫师的装束,据信阳楚墓出土的锦瑟得知,其形象之一是身穿红色长衣,头戴黄色的前有鸟首,后有鹊尾的帽子,双手姿势亦为鸟爪状。可见“舞”、“巫”、“羽”及鸟状姿势是楚舞的典型特征。如湖北歌舞剧院演出的《编钟乐舞》中“三道弯”那样的舞姿,愚认为应不排除其可视为仿鸟形体的可能性。
7 ?5 {3 O6 |% H4 Q2 v5 n        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格式中,有“毛羽者为阳,介鳞者为阴”的界定。在这个界定中,又有“阳”配“德”,“阴”配“刑”的定制。“南夷之乐持羽舞”说明南方之人是尊“阳”尚“德”的,“鸡鸣歌”是与“知时鸟(公鸡)”这种“德禽”在歌声中迎接太阳之光明的歌曲,也是这里具有巫音性质的代表性音乐,是崇尚道德的心灵归属性选择。可见,《南风》是音乐与道德的综合体,不仅仅是音乐的单一体现。否则,中国有四面八方之风,更有“五里不同风,十里不同俗”的特色,精通音乐的舜为什么偏偏要“弹五弦琴,以歌南风”,而不是歌唱其它地方的音乐呢?!$ ~) h( J) S7 u! P3 p! o3 `
       据《礼记·乐记》载:“昔者舜作五弦之琴,以歌《南风》。夔驶制乐,以赏诸侯,故天子之为乐也,以赏诸侯有德者也。德盛而教尊,五谷时熟,然后赏之以乐。故观其治民劳者,舞行缀远;其治民逸者,其舞行缀短。故观其舞知其行也。”此文的意思是:从前,舜创制了五弦琴,用来伴唱《南方》之诗。夔最初创制乐,用来赏赐诸侯。因此,天子创制乐的目的,是用来赏赐给有德行的诸侯的。德行盛大,遵崇教化,五谷按时成熟,然后才会得到乐的赏赐。所以,诸侯治理民众不好,使他们劳苦,赏赐的歌舞行列就稀疏;诸侯治理民众好,使他们安闲,赏赐的歌舞行列就稠密。因此,观察舞蹈行列,就会知道诸侯的德行,听到赏赐的谥号,就会知道诸侯生前的行为。
9 T. P/ ~3 P' F9 z6 r        在舜继位后,无不以天下苍生百姓为念他,在劳作之余,弹奏古琴,并随着琴音唱起自己新作的《南风》,用以祈福、教化于民。这是《南风》首见于史载,并与祈福、教化、政治等多重功能相关联;亦是《南风》著名于世而广泛传颂的发端,彪炳千秋的起始;也是儒家“祖述尧舜”的依据和继承的前提。
0 z$ X% }; X8 ]( ?3 y  Y! z        正如清代琴家徐祺《五知斋琴谱·上古琴注》载:“视琴听音,可以见志观治,知世道之兴衰。故舜弹五弦之歌,歌《南风》之诗,以平天下之心,为太平之乐也。”( j8 w9 U, N$ [+ \
        可见,《南风》是具有很强的正能量之音乐,也是“平天下之心”的音乐,更是“太平之乐”。“潜憨直”隐藏的信息和价值,可通古今!不信请看与潜江祖先有关的“直”与“德”之历史演变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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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M' `% }1 f7 ]% r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 二、“潜憨直”之“直”与“德”的历史演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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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 I( i8 |' D/ u: T* O$ I! r: R       上文说到潜江之祖先的“鸡鸣歌”是太阳道德的载体,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系列性的影响,而“鸡鸣歌”在潜江流传到现在,潜江祖先的道德也遗传下来了吗?我可以肯定地说:当然是遗传下来了!请看潜江的诨名“潜憨直”之“直”与这种不改初衷的“德”,相互之间潜隐的内在关系:
  ~) i6 q# A) E4 y: `        夏代的“天兆”五行是“木德”,木的属性是“木曰曲直”,故“直”在夏代是“天人合一”的品格,也是当时社会上倡导的道德规范。到了商代,商代的天兆五行是“金”,表现为有“金自山溢”,现在叫“火山爆发”,熔岩外流,而“金”熔解则是可以改变形状的液体,商代以“金克木”得了夏代的天下,“金”的属性是“金曰从革”,“水”是“金”所生,五行有“金生水”之说。“水”也有“直”的德性,如“飞流直下三千尺”。故“直”的道德品质在商代也被继承,但是有文化的变化。此说以孔子的言论为证,孔子是个有历史眼光的人,他认清了那个所谓“周礼”并不完全是由西周人凭空带来的,而是前几代的古文化逐渐积聚演变的总成绩,这里面含有较多的因袭夏殷古文化的成分。因而他说:
0 ?% ]" ^$ M: ]9 \         “殷困于夏礼,所损益,可知也。周围于殷礼,所损益,可知也。周监于二代,郁郁乎文哉!吾从周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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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 L# X' K9 K# }* m# S) F        周代的“德”是如何在夏、商两代的“直”基础上“文哉”的呢?* `. |, W& g: E5 `7 l8 ~
        据杨荣国先生的《中国古代思想史》说:“‘德’字在(商代)的卜辞中是作‘徝”(引者注:该字除双人旁外,其“直”原文内只有二横,且末封口,如“月”之形。因无此字,现暂以此字代替,特说明。),没有加上底‘心’,用现在的话来说,就是‘直’字,但在夏、商时代来讲,‘直’就是‘德’字。”据据杨荣国先生的研究说明,这个“直”不仅是“德”,而且还是“道”。如孔子在《论语•颜渊》中说:“举直错诸枉,能使枉者直。”其意思就是“把正直的人提拔起来,安排在邪恶的人之上,能使邪恶的人变得正直。”又据《孟子•滕文公下》载:“不直,则道不见。”就是说,不说直话,真理就无法表现,因为真理是最直白的,故真理也最直截了当。
% j$ ^$ B  K( [    我认为:从“五行相生相克”的角度分析,殷商的这个“德”为什么没有底“心”呢?因为殷商之“天人感应”是“天先见金刃生于水”。所以殷商在“五行”中为“金”,“金”可生“水”,犹如《夜航船》记载“洛阳”之“洛”字,因朝代的五行属性而改变写法一样,原文载:“后魏以土德王,以水得土,而流水得土而柔,故又(将雒邑)除佳加水(为洛邑)”五行中“金”和“水”属于“相生”系列。而“心”属“火”,对“金”和“水”来说,是“相克”之“敌对”系列,所以殷商的“德”作“徝”而无“心”。而“徝”(即直)的造形似有水流之象,“直”又可以形容“水”,如李白诗“飞流直下三千尺”。
; R( T' V( |- h- g% C' o         西周崇“火”,“火”为红色,“心”是红色,据“洛(阳)”之“洛”改写为“雒”的有关历史记载,我认为“德”加底“心”,应是西周“天人合一”的文化产物。如《周书•酒诰》载:“在昔殷先哲,迪畏天显小民,经德秉哲。”《康诰》:“文王克明德慎罚,……”等之“德”,已见在殷“徝”上加底“心”。据杨荣国先生在《中国古代思想史》中说:3 C4 T7 c- K% P! b. U7 h
         “文字到了周人手里,自有许多变化,这也是很明显的。”: k3 K% G/ B% c+ G! V. ?4 R
        这种现象在文化上表现出一种“天人合一”的心态,和与前代在文化上的针锋相对,且是与“阴阳五行”有密切联系的系列文化,他不会孤立存在。例如周代的“德”字即是:. v) D' `2 E. x7 q! A) [: A) j
        分析周代的“德”:其双人旁可谓是“仁”的注解;“十”可视为“X”,是“五”的变形;将殷的“月”形横起来改为“四”,与“十”合为广四方的两条线之交叉,又可视“X”为阴阳之“交午”。“四”又是“巫目”。下面为“一”、“心”。“心”为人之首脏,古人认为 “心”主生死,又是思维器官。简而言之,他们认为“心”是人之物质与精神的首“腑”。因此,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周代的“德”:普天下一心归仁即是“德”,正如孔子所说:“克己复礼,天下归仁焉。”分析周代对“德”字更改的文化思维,他们效忠的是“炎帝”给周代崇“火”的使命。通过周代的“德”与商代的“徝”比较,我们似乎可以摸到古人造字要与大自然、“五行”、“易”、“天人合一”、民俗文化相通的思维轨迹。亦可看到这种文化传承的轨迹。
4 J, b. l  [7 F/ N1 J        由上可见,北方之“水德”,乃与殷商的“徝”之与“水”文化的文字有关,周代在“五事”中将北方定为“德”,有继承殷商文化的渊源,只不过周代将商代的“徝”改为“德”罢了。6 R2 v1 ^; n! a1 m5 G
        这就是湖北潜江的“潜憨直”之“直”与“道德”有关的历史来源,“直”在当时湖北潜江地域居住的人中,是为人称道的道德品格。这个传统烙印,是深深地刻画在潜江人的“天性”中的,是“本性难移”,死不悔改的,但也是最为难能可贵的。所以,舜、孔子、老子都非常关注当时的潜江人。
" W0 z& I  @, ~        例如,在东南西北“四夷”中,三个方向的舞蹈手持的都是兵器,只有南方的舞蹈持的是羽毛,唱着“阳歌”。羽毛与兵器相比,谁更强壮有力,谁能征服谁?
3 |+ u3 X+ R" G        在《中庸•明道》中有这样一段记载:
! X# t7 G! c# z: z0 x        “子路问强。子曰:‘南方之强与?北方之强与?抑与强与?宽柔以教,不报无道,南方之强也,君子居之。衽金革,死而不厌,北方之强也,而强者居之。故君子和而不流,强哉矫!中立而不倚,强哉矫!国有道,不变塞焉,强哉矫!国无道,至死不变,强哉矫!’”
, M- n9 r) @6 k5 H; m4 X( ^* }       此文要指明的究竟是什么地方呢?据《礼记正义》卷五十二,《中庸》第三十一之注释载:, u) Q" {2 w9 }0 N: @# g) y- B8 C
       “南方,谓荆阳之南,其地多阳。阳气舒散,人情宽缓和柔,假如人有无道加己,己亦不报,和柔为君子之道,故云‘君子居之。’”* L: d/ x9 G6 k: D
       记载中提到的“南方,荆阳之南”,根据上述诸典故的追根溯源可见,就是指在荆州的一条叫“阳水”的南边,也就是现在发现108平方公里楚文化遗址——《龙湾遗址》的地方,亦即《南风》的发源地,实际上就是指的当时的潜江人之祖先。那时,就有人“无道加己”,而当时的潜江人却是“己亦不报”,仍然坚持自己的“和柔为君子之道”,这种“国无道,至死不变,强哉矫”,没有随波逐流的游移,成为当时“有道”之精神的强者,也是当时坚持“道”的强者表现,或谓中流砥柱。而产生的原因,就是因为“其地多阳”。所谓“其地多阳”,“阳”就是“德”,“多阳”就是此地“多德”,这种“多德”之地,是君子居住的地方,此方向也是君子学习、采纳的榜样,正如《礼记正义》载:“故云‘君子居之’”。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,当年孔子赞扬的“君子”之地,而今却成了“憨直”的代名词,当今的“潜憨直”是正能量?!还是负能量?!潜江人该如何取舍?!
( o& F: d+ j3 \8 z  G        当今,四面八方的许多人都纷纷抛弃“憨直”道德,不老实地充分“乖巧”起来,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,利欲熏心,唯利是图,甚至只要能得利,哪怕害人性命也在所不惜,简直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,道德低下得直击底限。如2016年春晚的小品《扶不扶》,连做好事的人都成为被害者,这种恩将仇报的社会现象比比皆是,让想做好事的人都望而怯步。许多忍不住要做好事的人,都要用手机先录现场,来证明自己是做好事的人,而不是肇事人,以防做好事反被害,谁知道需要救助的人是不是“碰瓷”的人假装的?见死不救的现象频频发生。我想,即使雷锋能再世,也难以生存下去。更谈不上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了。然而,当时《南风》之地的潜江人,今天的“潜憨直”却“不识时务”,且别人的“道”都改变了,保持传统的“潜憨直”,在“无可奈何花落去”的大势面前却致死不变,死不悔改,仍然以“诚直”待人,这种“憨直”现象再次突显出一种犹如精神道德之“中流砥柱”般的存在,亦仍然犹如当年之《南风》,在四方之“风”中独树一帜。7 @" L" e5 r$ ~. F/ E% @8 p6 T& F8 ]
        我断言,如果这种趋势继续发展下去,潜江人的“潜憨直”精神必将再次成为人类精神文明的火种和未来人类生存的文明曙光。无需讳言,如有这一天,亦有慧眼识珠者,历史将会再次重演“舜作五弦琴,歌南风”的现象。3 ?2 i# o5 ]- X: F8 v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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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 |, v0 B% i4 P8 ~2 M( I7 X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 三、“潜憨直”之“雅号”是怎么来的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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& B* C9 r1 i: U; ]8 f           据说,“潜江”两字以前都没有三点水,叫“替工县”。江汉平原水患成灾,挖河、打堤是每年不可少的农事。潜江人肯吃苦,常常将自己的任务提前完成,而后又去给周边县的人去义务帮工,一直帮到大家都干完才肯回家。这就是潜江人俗语说的“同伴不虚路”,亦是助人为乐之天性的再现。潜江人认为:为人要真诚正直,以“道义”、“诚信”为本,遇到再大的困难,就是吃苦吃亏,流血流汗也不能丢掉同伴的意思,也有“四海之内皆兄弟”的情义。这让“事不关己,高高挂起”和“各人自扫门前雪,休管他人瓦上霜”的人大惑不解,这大概是潜江人给外人的“憨”形象之一。# L3 x' I2 J/ b' k
         其二,是潜江人有“做老实人,说老实话,办老实事”的“三老”“劣根”。尤其是在当今的经济社会里,似乎显得不合时宜。但潜江人就是不改,执著到底。(此论详见《孔子和老子关注的潜江人》)
3 `) W# y, j/ R2 ?# J; N         湖北 潜江人“憨”吗?!其实不然。湖北潜江是全国的明星市、全国的先进文化市、全省的经济十强市。这不争的事实是“憨”人做不到的。若要说潜江人“憨”,而我则要说:潜江人心中有“道”,是心怀天经地义之“道义”和自然之“道”的“诚信”,是大智若愚。例如在现在的“打工潮”中,潜江的“裁缝现象”就令人骄傲。“潜江裁缝”已经成为知名的劳务品牌,在十六万出外打工的潜江人中,潜江裁缝高达十万八千人,成了一支名昌惧实的劳务大军。潜江的裁缝在外打工,以品德好,讲信誉,有技术,重质量,能吃苦耐劳,能想人所想,急人所急而备受到各地的高度好评。因此,潜江的裁缝成为全国各地的“抢手人材”,可谓供不应求。制衣行业的老板为了“挖”到潜江裁缝,在春节前夕或春节期间,以拜年的形式找上门续签次年的合同。这种现象是群体道德精神构成的社会效果,绝对不是个别人的行为可以造成“以点代面”的现象。有人羡慕地评价说:有人外出找不到工作,潜江人是工作寻上门;有的人因没有事做而发愁,潜江人是有事做不完。类似的例证太多,因篇幅关系,在此从略。/ t1 {* g8 ~+ _% j
   潜江人以“道义、诚信为本”可谓是根植在骨子里、血液中,即是历史的积淀,也是“天性”的注定,是改不掉,也不可能改的。我曾听闻:有位相临市的领导提醒式地对湖北潜江的领导说:潜江还有一个最大的资源没有被利用,这个资源就是——“诚信”。这可真是“旁观者清,当局者迷”。
: Y! J, }! J9 [' l$ x+ @      湖北潜江的诨名  “潜憨直”不是包袱,是资源,是资本,是人心所向,是“太阳道德”之《南风》的再现!是新时代道德的中流砥柱!是人与自然、人与人之间可持续发展的根本!是未来人类生存的希望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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